你们的名字 我们的角色——黔东南少数民族儿童美术教育考察报告
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柳润
从黔东南的考察回来后，感触良多，思绪万千冗繁，旅行中的新奇见闻使贪婪的好奇心得到极大满足；但是好奇心过后总伴随着思考中的不安和沉甸甸的责任感。记得大学时经常参加志愿活动。当时学校里面有一支队伍“农民之子”，主要任务是为边远山区和城郊的农民工子弟提供支教活动。面试的时候，我信心满满、踌躇满志；但是没有录取，拒绝我的负责人的一番话让我感触良多，“你很优秀也很有奉献精神，但是你的陈述一直围绕在我们的活动可以为你带来什么，你为什么要参加活动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你可以做多久？如果你只是想要一时同情心的满足以及圣施舍者般的成就感，你大可不必这样；我们更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是做有用的事而不是形式上的响应号召之类的，并且坚持也是很重要的。”
这次的考察中，这段话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看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镜头下孩子们的灿烂笑靥，我的心里面却有一个巨大的空洞，洞穴中传来的回音在我脑中萦绕不去，反复播放着：嗨，你们好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你们的名字
名字当然也就是有的，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的名字，当然更多的小朋友我没有说过话、打过招呼、更提不上记住你们的名字。而我在这里想讨论的更多的是一种称呼、称谓和身份，引申开来说的话也就是一方面：人们对这些孩子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们的自我认知。换言之，在他们的名字中间，在关于他们的描述中其实包含着两种认识，这两种认识互相影响，借由对方而得到强化。
在这次的考察中，新鲜的民俗见闻着实让人感受到苗、侗两族丰富的文化形态。当地的陪同人员和所访问的乡亲们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时，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到我们苗寨来就一定要喝酒的。”“这是我们当地人自己酿的姊妹酒，很好喝的。”“我们的侗族大歌啊，连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过来都没有办法记谱子，年年都去国外演出的。”关于类似这样对本民族文化的炫耀般充满自豪感的对话我听了很多。施洞的银子和绣品也成为了当地人乐于推销的民俗商品。侗族大歌我们更是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图1 西江的农民画家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西江千户苗寨，苗家文化的各个方面从歌舞、食品、建筑、风俗都成了旅游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这里的小孩子们也更为大方，为我们介绍展示自己的苗族装扮。当时，还正逢西江举办老年人民族歌曲大赛，好不热闹。当地的吊脚楼经过改造也成为了具有苗乡特色的旅馆和饭馆。在这里，凡是与苗族文化相关的都成为了人们乐于接受并加以利用的资源。在西江民族小学考察的时候，正赶上课间操时间。老师们赶紧向我们推荐孩子们的苗舞课间操，是西江所属的台江县统一向全省铺开的一项民间文化进课堂的活动。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当地从政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把苗族这个民族身份作为一种标榜和一种可以获得好处（经济利益）的功能性称谓。
这种自我认知的形成当然与外界对苗、侗民族文化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大众的猎奇心理和学者的学术关注都投射给苗、侗两族族这个民族身份以很大的关注，而体现这种身份的各种民族文化形态也就自然而然的被重视和利用起来，因此当我们遇到施洞的银器价格联盟、西江的苗文化旅游热、岩洞杂货店里兜售的侗族大歌自刻光碟也就无需感到奇怪了。耳濡目染之下，孩子们对于这些以刺绣、歌舞为代表的文化形式也有较强的认同感，乐于学习和模仿这是可喜的。
图2 孩子们争相敲打苗鼓
然而在这次的考察中，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的影子也是随处可见的。不仅是在较发达的西江，西江的商铺中所兜售与其他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绣品也都是廉价的机绣复制品，更不用提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也根本不属于西江的旅游纪念品。当我们最后到达位置相当偏僻的述洞时，都被这里尚未被标准化、快节奏的现代工业文明所染指所感动。但是在农户家中走访时，却看到了在正对着织布机门上的S.H.E的海报以及取代了镜子充当避邪物的光盘。心中未免对流行文化和现代工业的无孔不入有一丝喟叹。而孩子们的穿着也基本与我们无异，牛仔裤、人造织物上衣、球鞋……是我们最常见的穿着，当方便、耐穿、廉价的现代工业纺织品对上苗、侗两族制作工艺繁琐、成本较高、不够耐穿的民族服饰，人们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图3 述洞村寨农户家中一隅
当然冲击还不止这些，在我们考察的几所小学中，学校的老师都提到了留守儿童的现象。孩子的父母多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而到了初中，退学率相当之高，很多孩子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在我们的询问中，孩子们对自己的未来也相当迷茫；较大的孩子多数回答会随父母外出打工。且不说孩子的父母对孩子们疏于管教，更谈不上文化的传承；更值得让人思考的是这些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的身份认知问题。当他们离开大山去到城市，他们的民族身份已经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城市需要他们的身份转换，城市给他们的身份是打工者、外来务工者。而附着在他们的民族身份后的文化形态在城市中也就成为了累赘，此时的他们还会不会保留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上文提到的外界对少数民族的关注绝对不是民族认同形成或加深的唯一原因，只有生活在此文化中的人才会形成独特的对于此文化的自在的认同。在考察的听课中，尹少淳老师提到了文化的概念和要义：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一定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在要义中有几点是值得强调的：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在一个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有历史和传统的；通过学习而受到影响的。通过这几点我们不难发现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民族自在认同的形成和加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也如上文所述，尽管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不多但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费社会所同化，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以苗绣为例：工业社会以效率为先，机绣省时省力省工，在我们考察各地都可以见到；电视、电脑深入苗家，苗族妇女生活娱乐方式大为丰富，小群体聚集起来刺绣已不是常见的生活消遣了；各种廉价耐穿的纺织品从各种渠道进入苗家，需求的减少必然导致供应的减少；苗族妇女对刺绣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一无所知，打工潮使得大批青年劳动力外出，传承方式的断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既有时代发展的无奈又有民族文化手工制品衰落的可惜。
而我们所关注的这些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们对他们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自我认知又会形成怎样的偏差呢？而在这样的偏差之下，民族传承会如何进行下去？我不敢想。
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任务是编写十三个不同民族的教材，当然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民族精神；但是面对消费社会的冲击和现代文明的困惑，这些少数族裔的问题是一样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任何人所无法阻止的，妄想式的隔离保护只会犹如螳臂挡车。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曾说过：“如果我们对习俗中那些甚至很细微的变革都忧心忡忡，那就实在是与此情理相左了。文明本身所能够产生的变化可能远比人类任何权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对文明的变革都要更彻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那么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并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文化。在考察中，我们碰到了成长与此种文化中并自觉承担起研究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苗学家和侗学家。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精神与历史层面的研究让我们对其衍生出的各种文化形态有了更好的了解，他们对于本民族命运的深沉责任感让我们倍觉使命艰巨。审查自身，我们所具有的哪些可以对教材的编写有所助益呢？或许是我们关于课程教学论、教育学或者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或许是基于我们对于整个的世界的更全球化的认识；或许是我们对于儿童美术教育的普遍性经验……
在上文提到的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到了一个美国加州印第安人的首领，唤作拉蒙。拉蒙在谈到他的民族命运时感叹道：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杯子，一只陶杯，从这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在水里蘸了一下，但是他们的杯子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杯子破碎了，没有了。以杯子为喻，只有被盛在杯子里的水才能被饮入，一旦杯子破碎，水会流光；也只有赋予人民生活以意义的那些准则、历史和信仰才能承载丰富的文化生活形态并且不断繁衍创新，而一旦那些赋予人民生活以意义的东西丢失，那些它所承载的文化样式和形态也会丧失殆尽。
还是以苗绣为例，苗民南迁为了记录迁徙跋涉的路途经历于是就有了苗绣；而苗族的婚姻制度则让苗族妇女穷其一生都在准备自己或者女儿的嫁衣，所以在汉族服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苗族妇女还是固执的保持了她们对于刺绣的热情；而纵观苗绣的图案，则是对图腾和信仰的歌颂：蝴蝶妈妈、苗族英雄斗恶龙、铸造日月等等。而在我们的考察中，了解这些的妇女已经不多了。当我们问及绣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多数是沉默。或许会有人质疑，这些孩子不需要了解她们绣的是什么，只是从小她妈妈绣什么她就跟着绣什么。而当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在我们的考察中变得如此普遍时，这些孩子是否还会对刺绣抱有极大热情或者直接绣个机器猫、比卡丘之类的，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我想在我们的教材中，对这些东西的强调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当这些孩子对他们的民族准则、历史和信仰有深刻认识并且进行自觉的维护传承的时候，他们的杯子中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可以饮入的水。
图4 台江施洞小学的孩子们在上刺绣课
我想我们的教材通过各种形式，为这些孩子带去的不仅仅是本族丰富的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传达蕴含在这些文化形态背后的民族精神等等更有聚合力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手边摆着的是王明珂先生的《寻羌——羌乡田野杂记》，（我负责的是羌族的教材编写。）“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只是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我想变迁并不可拍，只有强大的民族精神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有自己的名字并不断的为其填充更多的内涵。
编辑：李敏（首都师范大学2015级美术教育研究生）